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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聲官司”打6年,獲賠79萬余元
日期 2016-08-17 閱讀(2323)
        夏日炎炎,有人選擇酒吧消暑,有人外出旅遊納涼。看似不相幹的酒吧和招待所之間會産生怎樣的環境侵權責任糾紛?
        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日前對外通報了一起噪聲汙染責任糾紛案。原告何某經營的招待所,受樓下李某酒吧産生的噪聲影響,入住率下降,利益嚴重受損。何某多次向環保部門等相關單位反映情況並將酒吧告上法庭,索賠260萬元。
        由于噪聲汙染損害難以鑒定,這場官司經兩級法院4次審理,打了整整6年。近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原告何某獲賠79萬余元。
酒吧噪聲大作,招待所老板多次投訴
        時間退回到2007年12月,何某租用武漢市江岸區沿江大道某建築的二樓和三樓,開辦了一家招待所,共有客房63間。2009年5月29日,李某在這棟樓的一樓開了一家酒吧。
        酒吧開業當天就産生了嚴重的噪聲汙染,導致招待所無法正常經營。“酒吧一般從下午開始營業,通宵達旦的音樂聲讓我們招待所的客人無法安睡,生意一落千丈。”何某稱。爲此,他多次找李某協商,但沒有結果。
        2009年7月起,何某幾次向江岸區環保局投訴反映酒吧噪聲汙染問題。2009年8月18日夜間,江岸區環保局在何某招待所的3間客房內,對李某酒吧的噪聲排放情況進行了監測,結果顯示“酒吧結構傳播固定設備室內噪聲超過國家標准”。
        隨後,江岸區環保局于2009年9月24日,向李某酒吧下達了環境違法行爲限期改正通知書以及行政處罰決定書,對酒吧在規定時間內未完成噪聲整改的違法行爲,做出罰款4.9萬元的行政處罰。
        此後,酒吧並未停止排放噪聲汙染,仍持續妨礙招待所經營,何某先後向市長信箱、區政府信訪辦反映噪聲擾民問題,但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何某經濟損失嚴重。
        2010年6月7日,江岸區文化體育和旅遊局向李某下達注銷行政許可決定書,注銷其酒吧娛樂經營許可證。2012年4月13日,武漢市工商局江岸分局向李某下達行政處罰決定書,吊銷其酒吧營業執照。
        但實際上,李某仍然照常經營,一直到2013年9月。
招待所停業三年半,老板索賠260萬元
        2010年8月17日,招待所老板何某向武漢市江岸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酒吧老板李某賠償2009年5月~2010年7月期間的營業經濟損失260萬元,並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
        何某認爲,根據武漢市酒店行業的基本經營狀況及自己招待所的設施、經營規模、經營項目、所處的地段,每月營業額應接近24萬元,但實際月營業額不到4萬元,每月差額20萬元,按13個月計算,共260萬元。
        江岸區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後,由于酒吧一直持續營業,何某不斷就噪聲問題進行信訪。2011年5月,江岸區環保局再次進行噪聲監測,證明2011年5月13日、16日夜間,酒吧産生的噪聲都超過了排放標准。
        2011年6月10日,何某以房屋糾紛造成虧損(停業)爲由向武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岸分局大智工商所報停。從2011年7月1日起,何某招待所進入停業狀態,直到2014年底。在此期間,何某仍然在支付所承租房屋租金、留守人員工資及水電等費用,直接經濟損失在不斷增加。
       根據何某的申請,江岸區人民法院委托武漢市科學技術咨詢服務中心,對2009年6月~2011年7月招待所的經營損失進行評估鑒定。該中心認爲,何某日收入應在1.1萬元左右,也就是說2009年6月~2011年7月的26個月間,招待所營業額應爲767萬余元,但實際收入爲119萬余元,故噪聲汙染造成的營業損失數額爲647萬余元。
       鑒定過程中,武漢市科學技術咨詢服務中心委托福建力普環境檢測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日,對何某招待所進行噪聲檢測,結論顯示,有54個房間監測點的值均超過國家排放限值。
       由于鑒定人員表示,“647萬余元的經營損失是依據何某提供的財務憑證計算的”,無法核實其真實性和客觀性,而且上述技術鑒定書沒有附湖北省司法廳頒發的司法鑒定許可證複印件,亦未提供司法鑒定許可證號,因此,江岸區人民法院不予采納。
       2014年6月19日,江岸區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2010〕岸民初字第02026號民事判決),要求李某一次性支付何某經營損失6909元,並駁回何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何某不服,提起上訴。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8日做出裁定,撤銷一審判決,發回一審法院重審。江岸區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後,綜合考慮何某招待所的地理位置、行業入住情況及裝修狀況,李某酒吧噪聲超標的情況等,依照《物權法》第八十四條、第九十條、九十二條及《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的規定,于2015年12月22日做出判決(〔2015〕鄂江岸民重字第00005號民事判決),判令李某向何某賠償經濟損失79萬余元。
        李某對此不服,提起上訴。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後,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6年5月4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
兩級法院4次審理,過程長達6年
        本案案情雖然簡單,但確定案由、判斷是否存在侵權因果關系、計算損失等方面卻十分複雜。
        經過兩級法院4次審理,2016年7月20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判令李某限期支付何某2009年6月~2011年7月的經營損失79萬余元,駁回何某的其他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5.8萬元,由李某負擔。
       可以說,本案的爭議焦點有3個,一是案由及法律適用問題,二是李某對何某的侵權行爲是否存在,三是侵權責任如何確定的問題。
       在審理中,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爲,本案訴爭起因是何某認爲自己經營的招待所受到了李某酒吧所産生噪聲的影響,進而要求李某賠償因其噪聲汙染造成的營業損失。這一訴求明顯超出了相鄰不動産普通居民之間的生活消費性影響。因此本案應爲“噪聲汙染責任糾紛”,而不是“相鄰關系糾紛”,主要適用《環境保護法》、《侵權責任法》、《環境噪聲汙染防治法》及相關司法解釋進行審理。一審法院確定本案案由爲相鄰權糾紛並僅適用《物權法》進行審理不當,故而予以糾正。
       那麽,噪聲和經營損失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法官認爲,在環境汙染損害賠償案件中,受害人需要證明因環境汙染侵權行爲受到的損害及損害的具體數額。但由于環境汙染行爲的特殊性,受害人遭受到的損害往往具有隱蔽性、持續性以及緩釋性等特點,其本身也受到專業技術能力不足及信息不對稱的限制,很難及時保全及全面舉示關于損害數額的證據。在此情況下,法院在滿足一定條件的基礎上,可適當減輕受害人對損害的證明義務,即通過日常生活經驗法則來推定損失的存在,然後由汙染人舉證來推翻該推定。
       武漢市江岸區環境保護局的檢測結果證明了李某在經營酒吧的過程中,排放的噪聲超過國家規定排放標准的事實。而何某經營的招待所主營業務爲住宿,業務性質決定其經營收入必定會受到噪聲的影響,且李某也認可招待所的經營因噪聲的影響受到了損失。故法院認爲侵權因果關系成立。
法官答疑:噪聲汙染損害數額如何認定?
        本案的難點在于,招待所因受到噪聲汙染而導致的損失如何認定?
        武漢中院負責本案的法官解釋說,何某招待所因受到噪聲汙染導致的營業損失應當包括,房客入住後退房的直接損失及其住宿環境受到影響後引起的入住率下降的間接損失。
        招待所提供的是住宿服務,這一行業經營特點爲在一定程度上受季節影響的基礎上,開業後營業額逐步上升,穩定一段時間後,因設施逐漸老舊營業額逐步下行。
本案中,何某招待所于2007年12月開始營業,2009年4月10日擴大經營規模,其受到李某酒吧噪聲汙染侵權持續時間爲          2009年6月~2011年7月,這段時間應爲招待所營業額的平穩期。招待所2014年12月底重新開業,2015年2月~5月應爲其營業額的起步期。
        因此,法院以2015年2月~5月的未受到噪聲汙染情況下的月平均收入乘以利潤率減去2009年6月1日~2011年6月30日受到噪聲汙染侵權情況下的月平均收入乘以利潤率計算受侵權期間的月平均損失。
        根據何某提供的財務憑證,2009年6月1日~2011年6月30日,招待所月平均營業收入爲47840元,利潤率爲25.90%。2009年5月,招待所63間客房營業額爲87528元,利潤率50.30%。2014年12月,招待所開始試營業,2015年2月,招待所重新開業,2月~5月的月平均營業收入爲87242.75元。
       故法院以[未受到噪聲汙染情況下的月平均營業收入×利潤率(按照經濟型酒店的利潤率50%計算)-受到噪聲汙染情況下的月平均收入×利潤率(按照張某提交的經營簡況中的中等利潤率25%計算)]×25個月,即爲(87242.75×50%-47840元×25%)×25=791534.50元。
        因此,判決李某應向何某賠償經濟損失791534.5元。
專家點評:綠色司法的有益嘗試
◆秦天寶
       本案的審理判決反映了綠色司法背景下,我國審判機關依法行使職能,通過對環境侵權案件的受理,積極維護公衆環境權益。
       而在具體的案件審理過程中,本案在案件審理、法律適用、責任劃分、損害鑒定等環節,代表了我國審判機關在審理環境案件包括噪聲汙染糾紛案件上的原則和依據。不僅體現了我國環境司法在公衆環境權益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也爲我國今後環境司法專門化進程中,噪聲汙染案件的審理提供了有益借鑒和參考。
依法受理環境案件
        201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爲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與綠色發展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指出,各級審判機關要依法審理涉環境汙染防治和生態保護案件,切實維護人民群衆的環境權益。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環境案件數量逐年遞增,解決環境糾紛開始成爲各級人民法院的重要任務。
       作爲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二起噪聲汙染案,本案體現了隨著我國環境法治的建設與發展,環境資源審判工作開始在維護公衆環境權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正確適用法律法規
        人民法院審理環境案件時,正確適用法律法規不僅決定了案件審理和最終判決的合法性,也對公衆受損環境權益的救濟具有較大影響。在目前我國的法律體系中,《環境保護法》、《大氣汙染防治法》、《水汙染防治法》、《噪聲汙染防治法》、《侵權責任法》等法律法規都爲人民法院審理環境糾紛案件提供了明確的依據和指導。
        就本案來看,二審法院把適用法律問題看作是一個案件爭議焦點,並且對一審法院適用法律不當的問題進行了糾正。在法律適用層面反映了我國環境司法專門化的要求和趨勢,即依據專門的環境法律法規對相關環境案件進行審理。
合理確定侵權責任
        根據《環境保護法》第六十四條規定,因汙染環境和破壞生態造成損害的,應當依照《侵權責任法》的有關規定承擔侵權責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侵權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也明確,環境侵權責任糾紛中的侵權責任認定應同時滿足3項條件,即環境侵權的行爲、環境損害的事實以及侵權行爲與損害事實之間具有關聯性。
        本案作爲一起噪聲汙染案件,依據《侵權責任法》和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原告應對被告的噪聲汙染、因噪聲汙染對其造成了損害、噪聲汙染與損害結果之間的關聯性,承擔相關舉證責任;而被告則應對噪聲汙染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科學鑒定環境損害
       雖然目前我國已有《關于開展環境汙染損害鑒定評估工作的若幹意見》、《關于規範環境損害司法鑒定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加之專業的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機構,共同爲我國環境損害鑒定工作提供了保障。
       但是,由于環境侵權損害具有隱蔽性、持續性和擴張性等特征,並且目前我國也尚未有專門的法律對環境損害鑒定進行具體規定,造成司法實務中的環境損害鑒定面臨較大阻礙。
       而作爲本案的一個焦點問題,法院最終的判決與原告最初的訴訟請求存在著較大差距,二審法院對此問題的判決意見則诠釋了我國環境司法實踐中環境侵權損害的認定原則和標准。
        本案中,二審法院認可了一審法院根據案件具體情形,結合原告招待所的地理位置、行業入住情況及裝修狀況,被告噪聲超標情況等多方面因素,計算出原告較爲合理的權益損失的辦法。但是,二審法院對缺乏資質的機構做出的損害鑒定結果和鑒定費用不予認可。
        可見,雖然目前我國尚未針對環境損害鑒定出台專門的法律法規,但是作爲環境侵權案件審理中的關鍵部分,審判機關充分發揮了司法能動性,綜合考慮案件各種因素,利用多種手段,合理確定環境損害數額,有效地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來源于中國環境新聞,中馳聲屏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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